1928年的井冈山，翠竹连绵，山路崎岖。
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，在崇山峻岭间穿梭周旋，用一套看似朴素却威力无穷的战术，一次次击退数倍于己的强敌。这便是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实际，总结提炼的红军游击战术，核心就是那句响彻革命岁月的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十六字诀。这十六个字，字字千钧，既是弱小红军在绝境中求生的智慧结晶，更是中国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军事纲领，至今仍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制胜光芒。
追溯红军游击战术的诞生，离不开当时中国革命的生死绝境，更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立足实际、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。1927年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秋收起义紧随其后，可接连的城市暴动都在强敌反扑下遭遇重创。当时的红军，人数不过千人，装备更是简陋不堪，步枪配土枪，子弹论发数，而面对的国民党军队，不仅兵力雄厚，还配备精良武器，对新生的革命武装展开层层“围剿”与“进剿”。敌强我弱的现实摆在眼前，照搬外国正规战打法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如何在绝境中保存自己、消灭敌人，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生死考题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当机立断，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，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井冈山的深山密林，既是天然的屏障，也给红军作战带来了新的思路。在这里，毛泽东发现当地曾有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，靠着“不要会打仗，只要会打圈”的办法，在山里周旋多年，躲过了官府的清剿。他深受启发，却又对这套打法加以革新，告诉战士们：“我们是工农革命军，不是山大王，既要会打圈，更要会打仗。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，把敌人拖疲了、拖散了，再找准机会狠狠打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赚钱就来，蚀本不干。”这便是游击战术的最初雏形，简单直白的话语，却道出了以弱胜强的核心逻辑。
1928年1月，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召开联席会议，总结前一阶段游击作战的经验教训，结合万安农军“坚壁清野，敌来我退，敌走我追，敌驻我扰，敌少我攻”的打法，提出了“敌来我走，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追”的十二字诀。这十二字诀，已经具备了游击战术的核心思路，为后续十六字诀的成型打下基础。同年4月，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部队胜利会师，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也就是后来的红四军。朱毛会师后，红军力量得到壮大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频繁“进剿”，两人联手指挥部队，在实战中不断打磨战术。1928年5月，红四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三次“进剿”后，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，正式提出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十六字诀，朱德结合自己多年作战经验补充完善，与会将士结合实战战况一致叫好，红军游击战术就此正式成型。1929年4月5日，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身份，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，首次以文字形式完整表述了这一游击战术，明确指出红军三年来的作战策略就是游击战术，核心便是这十六字诀。同年9月，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，正式将其概括为“十六字诀”，并向全国各革命根据地推广。从此，这十六个字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根本指导原则，指引着弱小的革命武装在夹缝中不断成长壮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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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似简单的十六字诀，背后藏着深刻的军事智慧与辩证思维，每一句都精准对应着敌强我弱态势下的作战逻辑，环环相扣、缺一不可。“敌进我退”是前提，核心是避其锐气，保存实力。当时红军兵力少、装备差，硬拼只会白白牺牲，敌人大举进攻时，不与敌人正面交锋，主动退到有利地形，既能避开敌人锋芒，又能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，为后续作战创造条件。就像井冈山斗争时期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遂川，毛泽东果断率领部队撤回井冈山，不是退缩，而是为了以退为进，等待战机，这一退，恰恰为后来的反击埋下伏笔。“敌驻我扰”是关键，核心是疲敌扰敌，瓦解士气。敌人驻扎下来，看似稳固，实则补给线长、戒备易松，红军便利用熟悉地形、贴近群众的优势，开展灵活骚扰。白天隐蔽不出，晚上摸敌营、袭岗哨，投注平台放冷枪、烧粮草，今天偷敌人一匹马，明天毁敌人一段路，让敌人吃不好、睡不香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士气一点点被消磨。这种骚扰战，不用大部队出击，三五人一组，灵活机动，既能以最小代价消耗敌人，又能让敌人摸不清红军虚实，陷入被动挨打的恐慌之中。当时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，常常被红军扰得彻夜难眠，不少士兵抱怨“不怕红军打，就怕红军扰”，足见这一招的威力。“敌疲我打”是核心，核心是找准战机，一击制胜。经过长时间的骚扰与周旋，敌人兵力疲惫、补给短缺、士气低落，此时便是红军出击的最佳时机。毛泽东强调，打就要抓得准、抓得狠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打敌人的薄弱环节，打歼灭战，而不是击溃战，既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还要缴获武器弹药补充自己。1928年6月，国民党军杨池生部进攻井冈山，红军先以“敌进我退”诱敌深入，再以“敌驻我扰”拖疲敌军，待敌人进入龙源口伏击圈，士气低落之际，果断发起猛攻，一举击溃敌军，缴获大量武器，这便是龙源口大捷，也是“敌疲我打”的经典战例，此战之后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。
“敌退我追”是保障，核心是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。敌人溃败撤退时，不能放任不管，要抓住战机全力追击，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，既能进一步消灭敌人，又能扩大革命根据地，震慑敌人。追击时同样讲究灵活，不盲目追远，而是紧盯敌人主力，追其薄弱、截其后路，争取多缴枪、多抓俘虏，把敌人的失败转化为红军的胜利果实。井冈山斗争中，红军多次在击退敌人后乘胜追击，收复失地，让革命根据地不断拓展，也让更多群众看到红军的战斗力，纷纷加入革命队伍。除了十六字诀，毛泽东还为红军游击战术补充了重要原则，就是“分兵以发动群众，集中以应付敌人”。这也是红军游击战术区别于普通游击战的关键所在，红军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，而是为了发动群众、建立根据地。分兵时，战士们深入乡村，发动农民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宣传革命思想，让群众明白红军是自己的队伍；一旦敌人来犯，分散的兵力迅速集中，形成拳头力量，合力歼敌。这种“打仗+群众工作”的模式，让红军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补给，扎根群众之中，就像鱼儿游在水里，任凭敌人再强大，也无法彻底消灭红军，这正是红军游击战术的根本底气所在。红军游击战术的威力，在一次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得到充分印证，也让弱小红军一步步发展壮大。1930年开始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围剿”，兵力从数万增至数十万，气势汹汹，妄图一举消灭红军。而红军始终以十六字诀为核心，灵活运用战术，打出了一场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。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时，红军贯彻“诱敌深入”方针，结合十六字诀，把敌人诱入苏区腹地，待敌人疲惫不堪时，集中兵力围歼，一举活捉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，歼敌一万余人，取得反“围剿”胜利。
毛泽东后来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总结道：“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，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，已经产生出来了，那就是所谓‘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’的十六字诀。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‘围剿’，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，基本的原则，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。”事实的确如此，后续的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红军战术不断丰富，加入了“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”“大步进退、诱敌深入”等内容，但核心始终没有脱离十六字诀的精髓，都是围绕以弱胜强、灵活机动展开，让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“围剿”都以失败告终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红军游击战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法宝，还走出国门，影响了世界军事史，成为全球游击战的经典范本。十六字诀蕴含的以弱胜强、灵活主动、依靠群众的思想，打破了“兵力决定胜负”的传统认知，为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借鉴。古巴革命中，格瓦拉就曾把十六字诀作为游击战术教材，传授给游击队员，还在《游击战》一书中借鉴其核心思想；越南战争期间，越南军队运用十六字诀的战术逻辑，与美军周旋，让装备精良的美军陷入战争泥潭，最终狼狈撤出；就连美国西点军校，也曾将十六字诀纳入军事教学内容，研究这一东方军事智慧的奥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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